合约的那一端 · 马来西亚说书

2021 年 7 月 26 日，马来西亚医生史上四十多年来第一次，数千名合约医官停止工作。

上一次是 1982 年。在那之前是 1977 年。

他们的诉求写得很清楚：自动转为永久职位、透明的遴选机制、与永久员工同等薪酬。^1,2

这三件事，本来应该在 2016 年制度设计时就决定好的。

一个政策如何制造了它自己的问题#

合约制并不是从天而降的。它是一个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的政策选择结果。

1990 年代，马来西亚开放高等教育私营化，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。医学课程是高收费专业，批准来得快。到 2016 年，马来西亚有 11 所公立医学院和 21 所私立医学院，共 32 所——而 2000 年时，这个数字接近 11 所。

毕业生迅速增多。2016 年，马来西亚医科毕业生约 3,250 人，预计 2019 年增至 4,500 人，增幅主要来自私立院校。^2,1

政府的医疗体系没有同步扩张。于是产生了一个缺口：国家需要医生，但公共卫生体系没有足够的永久职位来吸纳所有毕业生。

2016 年 12 月，合约制诞生了。首批 2,600 名合约医生被任命，薪酬与永久员工相当，但没有职业保障，没有自动续约，没有明确的转正路径。

到 2021 年，合约医事人员总数累积到约 32,000 名——其中成功转为永久职位的，大约 3%。^1,2

2021 年 6 月，距离罢工前几个星期，时任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德汉巴巴（Adham Baba）在国会外的一次讲话中，暗示政府在选择优先转正对象时，会考虑把土著（Bumiputera）医生排在前面。^3,4

马来西亚医学协会（MMA）立刻强烈谴责，称这是「种族偏见」，要求部长撤回说法。

部长随后否认这是官方立场。

但这句话已经说出来了。它捕捉了一个一直存在但从未在官方文件里出现的张力：公共服务职位作为族群政策工具的历史，在医疗专业这个讲究资历的领域里能走多远？

根据 ISEAS 的研究，新经济政策（1971 年起）显著改变了公务员体系的族群构成：1969 至 1970 年，华裔占公务员 18.8%，到 2009 年降至 6%；印裔从 15.7% 降至 4.3%。^5,1

在医生职位上，没有公开的正式配额文件。但 2021 年那句话，让一个没有写在文件里的制度逻辑短暂浮出了水面。

关于公民资格与公共资源分配之间的历史框架，本站的《谁成为了公民》有完整记录。

约 4,000 名合约医官参与了 2021 年 7 月的短暂停工，20 余所政府医院涉及其中。时任卫生部长保证不追究参与者。^1,6

事后，政府成立了特别工作组，给予合约医生有薪学习假、专科培训奖学金、航班津贴，并新增了一批永久职位。

这些都是好事。但它们本来应该在 2016 年就是制度的一部分。

2025 年，争议又起：卫生部推出一套「WBB」轮班制，要求医生工作 18 小时连班，没有附加值班津贴。医生群体强烈反对，内阁在压力下取消了这个方案。^6,7

到 2026 年，政府宣布超额完成吸纳目标——实际安置 4,691 名合约医官，高于原定 4,500 的目标，并宣示 2028 年前终结合约制。^7,6

「超额完成」的新闻发出来了。

但没有新闻追问的是：为什么这个制度要运作整整十年？为什么需要一场罢工才能加速那个本来应该设计进去的出路？

这不是在批评某一届政府。合约制在六届内阁下维持运作：纳吉时代创立，希盟时代延续，巫统/慕尤丁时代继续，安华时代才开始加速终结。

一个政策一旦产生，往往比预期的更难改变——即使每一届政府都知道它设计得不够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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