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im Boys 是什么？马哈迪时代的政商网络

Daim Boys 不是一个注册组织。

它更像一把钥匙的名字。

马哈迪时代有一种钥匙，外表不像钥匙。

它可能是一条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。

也可能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。

或者是一份看起来只是在发展国家的私营化合约。

达因不是普通财长#

达因再努丁在一九八四年成为财政部长，也长期是巫统财务人物。The Edge 回顾说，马哈迪选择达因接替东姑拉沙里后，达因把政府、巫统与企业之间的连接推到新的层次。^1,2,3

这不是说所有私营化项目都没有公共价值。

南北大道、通讯、航空、媒体、工程公司，许多项目确实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。问题在于，谁拿到入口，谁得到融资，谁被安排成“企业家”，谁又在背后替党保管资产。^1,2,3

在这种制度里，政治不是站在企业门外。

政治坐在董事会旁边。

Daim Boys 是什么#

“Daim Boys”不是正式组织名称。

它更像一个江湖称呼：一批在达因与马哈迪时代，借着私营化、特许经营、上市公司与政府合约迅速崛起的企业人物。The Edge 点名的包括 Halim Saad、Razali Abdul Rahman、Hassan Abas、Amin Shah、Wan Azmi Wan Hamzah、Tajudin Ramli 等。^1,3,4

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Halim Saad。

Renong/UEM 这条线，后来成为马来西亚政商网络的教材。UEM 与 PLUS 连接南北大道；Renong 则扩张到工程、媒体、电讯、金融与多种基础设施。The Edge 的回顾说，Renong/UEM 是达因时代最大的一组安排之一。^1,3,5

这些人被塑造成“马来企业家”。

但项目真正运作时，网络从来不只一种族。

不只是马来人#

马哈迪时代的政商关系，常被简化成“巫统扶持马来资本”。

这只说到一半。

很多合约确实以 Bumiputera 企业家、代理人或巫统信托安排为表面结构；但资金、施工能力、供应链、银行、上市市场、专业经理人与分包商，往往跨越族群。研究马来西亚政商关系的 Gomez 与 Jomo，把这个系统描述为政治庇护、企业所有权与寻租机会互相支撑的结构，而不是单一族群内部的封闭故事。^1,2,4

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张桌子。

桌面上写着“扶持马来企业家”。

桌底下伸出来的脚，却连接银行家、承包商、华人商人、马来代理人、政党财务人、官僚和上市公司董事。

这不是多元共荣。

这是多元分赃的可能形态。

巫统为什么需要这种网络#

政党需要钱。

尤其是一个长期执政、拥有庞大基层、频繁选举机器和派系竞争的政党。若党产不能透明登记，政治献金没有清楚规则，政府合约又能制造巨大财富，那么“替党保管资产”的人物就会变得很重要。^1,2,3

达因的角色正在这里。

他不是只替国家筹钱。

他也在替巫统体制安排资本入口。The Edge 的回顾把达因与 UMNO 财务、上市公司、代理人企业和私营化合约放在同一条线上；Gomez 的研究也把这种 GLC、政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视为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核心问题。^1,2,3

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企业人物会忽然变得很大。

他们不只是“会做生意”。

他们站在政府选择出来的门口。

亚洲金融危机照出骨架#

一九九七年以前，快速增长让许多债务故事看起来像成功故事。

危机一来，股票跌，汇率变，融资断，许多靠杠杆、特许经营与政治保护扩张的集团开始露出骨架。Renong/UEM 的后续争议、Halim Saad 多年后的诉讼，以及政府与 GLC 对关键资产的重新介入，都显示那张网络并没有因为危机自动消失。^1,3,5

它只是换了名字、换了持有人、换了叙述。

过去叫私营化。

后来叫重组。

再后来叫 GLC 改革。

这张网后来没有消失。

它会在 1MDB 里变成私人账户。

也会在新的联盟时代，变成另一种政治现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