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末扎希 DNAA 是什么？团结政府最难解释的一宗案

DNAA 这四个字母，许多选民是在阿末扎希案之后才真正记住。

团结政府的桌上，也从那一天起多了一张最难看的椅子。

不是因为坐在那里的党输得太惨。

而是因为那个人身上还有案子。

算术先把他带进来#

二〇二二年大选，没有任何联盟拿到一百一十二席。希盟是最大联盟，却不能单独执政；国阵只剩三十席，却成了任何多数都要争取的一块。安华最后领导由希盟、国阵、GPS、GRS 等支持的团结政府。^1,2

阿末扎希不是普通国阵议员。

他是 UMNO 主席，也是国阵主席。没有国阵的支持，安华的政府很难在悬峙国会里站稳。^1,2

所以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团结政府的改革承诺就有一个压力点：若反贪案件碰到维持多数所需的人，制度会怎样走？

这个问题在二〇二三年九月来到法庭。

扎希在 Yayasan Akalbudi 案中面对四十七项控状，涉及刑事失信、贪污与洗钱。根据律师公会后来提出司法审查时的说明，案件已开审多年，法庭已裁定表面证据成立，扎希已被传召出庭自辩，辩方也已经开始举证。^3,4

就在这个阶段，控方申请 DNAA。

DNAA 的意思是“释放但不等于无罪”。被告暂时不再面对同一场审讯，但控方理论上仍可在未来重新提控；它不是法庭听完整个辩方案件后宣布无罪。^3,4,5

法院批准了 DNAA。

于是，那张椅子更难看了。

政府支持者可以提出一个正确原则：首相不应该直接命令总检察署起诉谁、撤控谁。若首相能指挥检控，司法独立反而更危险。^2,3

控方当时给出的方向，是需要进一步调查、检视新材料与陈情。二〇二六年一月，总检察署进一步宣布对扎希的 Yayasan Akalbudi 案采取 NFA，也就是 no further action；AGC 说，进一步调查后，现有证据不足以继续所有控状。^3,6

这些都是制度上可以存在的解释。

问题是，解释不是同一回事。

批评者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案件。

他们看到的是副首相、UMNO 主席、国阵主席，在一个已经进入辩方阶段的重大贪腐案中，先得到 DNAA，后来又得到 NFA。与此同时，他所领导的国阵正是安华政府多数的关键支柱。^1,2,3,6

律师公会因此寻求司法审查。二〇二六年五月，上诉庭准许律师公会挑战总检察长二〇二三年寻求 DNAA 的决定；上诉庭强调，这不裁定任何人有罪或无罪，而是让高庭审查该检控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。^3,5

上诉庭也点出为什么这不是寻常案件：控状严重、涉及公共利益、审讯已经走到很后面，控方已传召大量证人，辩方也已经开始。这些因素让司法审查有可争论的基础。^3,5

这句话等于把争议从街头口号带回制度问题。

不是”扎希是不是一定有罪”。

而是”总检察长在这个时间点停下案件，公众能不能检验理由”。

安华最容易说的一句话，是“我没有干预司法”。

这句话可能是真的。

但它不够。

因为团结政府不是普通政府。它是在反贪改革口号之后成立的政府；它又必须依靠一个由被告人领导的旧执政党来维持多数。政治上，利益冲突的阴影已经存在，不需要证明首相亲自打电话，公众也有理由要求更高透明度。^1,2,3,7

真正的补救不是叫支持者闭嘴。

也不是叫反对者把 DNAA 写成“已经证明有罪”。

真正的补救，是完成总检察长与公共检察官分权、公开检控决定的制度边界、让重大撤控决定有可审查的理由，并承认：若一个改革政府需要靠沉默保护盟友，它会慢慢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东西。

这张椅子还会继续留在桌边。

下一次，选民不会只问谁坐上首相位。

他们会问：坐上去以后，你有没有把灯关掉。